文、圖／駱麗真（現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前臺北當代藝術館館長）

前言

2001年，臺北當代藝術館（以下簡稱當代館）開幕，一起迎接市民的，除了當時全臺唯一以「當代藝術」為定位的美術館，還有應1998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發布而生的公共藝術作品《龍》。20根以紅、澄、黃、綠、藍、紫6種明亮色彩塗裝的FRP圓管在當代館入口處的天花板自由蜿蜒，圓管末端分別裝設液晶螢幕、照明系統及音響裝置，播放著樂曲及電腦動畫、藝術史等相關影像。作品以「小空間中的大世界」、「短時間內的長歷史」、「無所不能、無遠弗屆」等網路媒體跨越時間、空間傳播的無形力量為創作理念，成為了當代館作為臺灣首座當代、媒體藝術美術館的前衛象徵。

▲《龍》，於臺北當代藝術館（1999-2021）。

在籌備當代館20周年慶時，館內啟動品牌更新與空間改造計畫，除了CIS更新，也將服務空間進行改造，讓當代館以古蹟裡的當代靈魂，迎向下一個二十年以及更多的未來。在這樣的機緣下，我們開始思考當代館的發展脈絡及空間條件，如何改變以面對形式多元的展覽，首要解決懸掛於天花板的公共藝術「龍」壓低空間，使得許多展覽及活動需要配合作品做調整及改變，因而產生解放館內空間的需求。在思考如何處理公共藝術《龍》時，我們希望可以延續這件作品的生命，在得到當代館的好鄰居夥伴建成國中以及時任校長黃啟清校長的支持下，啟動了特殊而有意義的公共藝術《龍》移置計畫。

啟動移置計畫時，最關鍵的思考是什麼？是作品本身的技術條件、館舍空間的轉變，還是公共藝術角色的轉變？

因為公共藝術Site Specific的特性，許多人的第一想法是公共藝術離開原址便失去意義，因此當代館也對移置此作品是否忠於藝術家的創作而有所討論，然而當代館思考「龍」的移置計畫時，有一部分是帶著實驗的精神，希望實驗看看二十年來一直在當代館的「龍」，離開原址的場域特性之後，能否有另一種延續生命的可能性出現，是否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開始另一段生命。 

然而這樣的實驗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幸運，當代館與好鄰居建成國中一直是很好的夥伴，除了年年持續的「館校合作計畫」外，2025年的一年計劃「川堂」是由藝術家賴志盛打開當代館與建成國中之間的白門，在兩單位交接處放置一座你來我往的乒乓球桌。這些持續的合作關係，長年的夥伴情誼，讓當代館在規劃《龍》移置計畫時，第一個想到的便是建成國中，而建成國中也迅速回覆合作意願。20年前，《龍》在當代館扮演著美術館展示（Display）功能的角色；20年後，《龍》進駐到校園內，繼續承接藝術教育（Education）的重要責任，作品因存在的場域、觀看的受眾改變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共構美感校園：當代藝術館作為建成國中的美術教室

作品移置建成國中前，當代館召集了原執行小組委員、館內諮詢委員會召開諮詢會議，並與建成國中以「館校合作」方式推動公共藝術移置教育課程。計畫的成功，一大原因是時任建成國中的校長黃啟清，拉著全校老師與學生一同加入。在為期半年的探索式藝術教育計畫中，校方除了帶領學生參觀當代館，解說作品設置與移置建成國中的緣由，引導學生觀察作品色彩、體積、陳設方式及空間感；回到校內後，則以賽璐璐片、作品去背影像、校園局部模型，模擬適合的移置地點，連結校內現有公共藝術的設置經驗，分析每一個選項可能產生的問題，最後考量綜合條件，選定兩層樓高的穿堂作為設置點，讓《龍》飛向更高的地方。2022年，當代館配合作品移置完成，於館內辦理《龍》移置計畫系列講座，邀請多位專家學者談論公共藝術的退場及再生，探討數位藝術作品在科技改革下面臨的存續問題。 

如果問這個案例，從作品的移置到當代館與建成國中的共構教育模式是可以模仿的嗎？我認為當代館與建成國中之間的連結與碰撞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當代館與建成國中是臺灣唯一一處美術館與校園共構的獨特場域，也讓觀眾的組成變得不一樣，當代館相對其他美術館更琢磨在藝術教育上，很難於別處再複製。本案能夠供他人作為參考的是：公共藝術加入藝術教育的重要性與示範性，未來當代館與建成國中的合作模式依舊會以共同策劃藝術教育為核心，朝著「學校是美術館／美術館就是學校」的概念邁進。很多公共藝術作品會面臨場域的變動，隨觀看的視角、存在的意義不同了，就只有拆除的選項嗎？一件公共藝術能夠有不同階段性的任務與使命，活化新的想法、新的變化，加入另一群公眾的聲音，便能讓作品再迎第二生命。

▲《龍》移置後，於建成國中（2022-至今）。